中央企业系统（在京）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不过，这种高投资也是中央政府乐意看到的。

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1，2009年拉大为3.33∶1，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是采油设备、港口和运油管线及其轮船，财富的 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在石油资源密集主导发展的行业，需要的劳动力也很少。

后者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因此，当一个国家小型和微型企业越多，在企业规模结构中比重越大，每一千人中的数量水平越高，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中小投资者就越多，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由于 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差距就会越小。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资本分配的比例较大，后者劳动分配的比例较大。其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含义上就是，大量在第一产业中窝积的劳动力，本来应该被转移到服务业中 ，一部分第二产业中应当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没有被转移到服务业中，使这部分劳动力发生闲置，没有充分创造财富，也不能对应地分配财富。因此，当产业增加值与对应就业劳动力的规模不匹配时，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其行业之间的 收入分配差距。

结果，宏观上导致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从15%左右最后上升到75%左右，甚至更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展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市场经济的导向是法制规范、保障下的自由竞争和相互交换的契约关系，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是其基本价值观。第四，大力倡导和推进企业的经营权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竞争优势，把近代以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统一起来，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制度探索和创新的伟大实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进入 陈红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负面效应 。市场经济使人格逐渐原子化、物化和货币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排斥人文情感和一切利他主义的、道德的、宗教的人文情怀，把人类群生的一切美好的感人悲歌统统关进只能是灵魂生存的超现实的世界里面。

切实把中组部实施的用制度管干部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任的民主参与、监督、问责落到实处，加强对区县党委主要领导、国有企业、高校、重点领域和部门主要领导的选任、监管。用民主和法制切割执政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复杂联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第三，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大力整顿官治。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在一定的企业规模和管理专业化方面都有难以克服的制度瓶颈。

企业发展的快慢、好坏，产权明晰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所有权性质，而是取决于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经营管理。不仅要在完善政府权限的规制、行政程序法制化上下功夫，更要把满足民生需求、民主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责任，用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形成对政府的刚性约束。如何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竞争压力和动力机制与我国政治制度的集中效率、创新包容等优势相结合，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最大程度地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度警惕在市场经济成功背后暗含的巨大危险和危机，这不仅考验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考验着每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现在鲜明地提出警惕市场经济负面效应问题，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清醒的理念和制度建构的迫切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既是一个可以继续创造非凡业绩和伟大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矛盾和问题多发并隐含危险和危机的时期。把政府的公权力与满足民权需要捆绑在一起，而不把政府的公权力与强势资本捆绑在一起。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私有权的冲动可以带来企业一时发展，但私有权保证不了企业的科学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的元理论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有效的阻力。只有这样，中央、地方和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关系。在计划经济下，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的部委，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导致了毛泽东的激进分权，把中央企业统统分解到各地方去。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

这种改革能够为执政党所带来的合法性资源也是显而易见的。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上面已经讨论过央企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改革九四体制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局面，达成民富、社会富的目标。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

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的中央、地方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呈现出一种学界称之为掠夺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

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集中有两个情形，即经济集权和政策集权。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的结果。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

央企化将带来严重恶果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只有民富和社会富之后，各级政府才会拥有丰厚的税基。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

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事权（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中，表明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财政负担的减轻，而经济活动权的下放，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来发展地方经济。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